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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数学家王虹、邓煜摘得菲尔兹奖，连日来引发热议。多数人或许并不清楚“三维挂谷猜想”与“希尔伯特第六问题”的具体含义，但这不妨碍我们为之振奋——有些突破，纵使不懂，也让人心潮澎湃。
欢呼之余，不少人追问：两位获奖者后续的深造和主要研究工作均在海外完成，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学术土壤还不够肥沃？他们在国外工作，是否属于人才流失？
应当承认，在“从优秀到卓越”的跃迁环节，我们确实存在阶段性差距。王虹、邓煜做出获奖级原创成果的关键攻坚阶段，都依托海外顶尖学术平台完成。数学基础研究高度抽象、周期长，菲尔兹奖又要求获奖者未满40岁——这意味着要在博士毕业后的短短数年内完成载入史册的突破，对学术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：顶尖同行的高频碰撞、充分的学术自由、不必为短期考核分心的制度保障等，缺一不可。客观地说，在这些方面，我们与世界最顶尖的数学研究机构之间仍有差距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将这一现象归结为“人才流失”或“土壤贫瘠”。两位获奖者在中国完成的基础教育，扎实而深厚，本身就是这片土壤生命力的明证，它说明我们的选材与基础教育体系具备世界级水准。然而，基础教育扎实与前沿科研环境成熟是两个不同维度的命题。前者是我们的传统优势，后者是我们正在着力补齐的短板。两者都应当被正视，不应混为一谈。
事实上，顶尖人才的国际流动是全球科学界的常态。王虹和邓煜在海外完成关键研究，既反映了个体对学术高峰的追求，也折射出当前国际学术资源分布的不均衡。人才的全球流动是客观规律使然，真正的课题在于，我们如何加快营造能够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的环境。
近年来，这种改善已经显现出积极的信号。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田刚在颁奖后受访时介绍，本届菲尔兹奖获提名的中国籍数学家还有徐宙利、庄梓铨；王虹、邓煜所在的北大2007级，唐云清、孙鑫也受邀在本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作报告——一个年级同时走出两位菲奖得主、四位国际数学家大会报告人，也从侧面说明，国内本科阶段的数学训练和学术氛围已具备相当的竞争力。
经费支持也在持续加大。中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，已经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，稳居世界第二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.68%提高至7.08%，创历史新高。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从2012年的21.2万人年增长到2024年的59.7万人年。依托“强基计划”、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持续推进，我国搭建起从中学到高校贯通式的拔尖人才培育通道。
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在不断改良学术土壤、优化生态。近年来，我国正推进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改革，对基础研究者破除“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倾向，延长考核周期，包容科研失败，鼓励科研人员坐住“冷板凳”，敢于挑战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。当然，改革并非一蹴而就，制度的成熟仍需时间，但方向已经明确——不断优化体制机制，让潜心治学、勇攀高峰成为青年科研人员的自觉选择，从而真正激发创新活力。
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，不是百米冲刺，而是一场代代相传的接力赛。王虹和邓煜的获奖，是这场接力中值得铭记的一棒——它标记了来路的艰辛，也传递着前路的期望。看到进步，承认差距，正视问题，解决问题，我们才能走得更稳、更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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